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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名人 民俗風情
張家界悠久的歷史源流

20世紀60年代一個普通的春日,在張家界中心城區澧水大橋北端手巾巖臺地的農田里,隨著泥坯的涌動,扶犁前行的農夫拾起了一個形狀古怪的陶罐,不經意間拾回了這座城市的文化胎記。事隔20多年,文物工作者在考古發掘中發現這個名叫“古人堤”又叫“古城堤”的地方,早在春秋戰國時期就開始建造城池,西漢時是充縣縣治充城所在地。通過層基、水井、排水溝、祭壇、道路等遺跡辨認,城池有宮殿區、居民區和作坊區等功能分區,有十多口水井和自成體系的排水設施,這說明城池當時已有一定規模了。在此出土的“九九乘法表”,除新疆的樓蘭和近鄰的龍山里耶,迄今還沒在其他地方發現過。這里出土的石刀、石錛等石器,則把人們的眼光引向比建城時間更為久遠的歲月。

21世紀之初,一場大雨,不期然沖刷出又一個令考古人員興奮不已的新發現:在張家界中心城區縣住崗的野貓溝,因雨水沖刷而露出地表的一座戰國墓,出土了劍、戈、矛、鉞、銑、鼎等一批青銅器,2件原始青瓷罐,2個鎮墓獸,2張弓和數量較多的箭。該墓出土的4件國家一級文物中,有湖南省目前唯一一把完整的寬格木柄青銅劍;原始青瓷罐亦是湖南省少有之物;青銅矛上刻有12字銘文,更為全國罕見。銘文為:“競受自作車矛用揚文德武剌?!薄熬菏堋筆悄怪韉拿?,整句意為他自己鑄造戰車上的矛來弘揚文治武功。從死者攜帶的寬格木柄青銅劍推斷,墓主屬濮人,專家認為墓主應是市域出土的古代軍事首領。

現在的張家界中心城區,是在永定老城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擁有2000多年歷史的永定老城,即是今張家界中心城區的城北地帶。20世紀八九十年代,推土機隆隆碾過城北地帶的大橋路、子午東路、子午西路之際,一個又一個戰國、漢代墓群先后出土。發掘出來的大量珍貴文物,大大豐富了這座城市的文化含量。據1992年版《大庸市覽》載:永定城區東起寶塔崗,向西經黃沙泉、子午臺南麓至巖塔之澧水北岸一線,數年間先后發掘戰國、兩漢墓727座,僅織布廠(今欣業家園小區)一處發掘的數座楚墓,就有出土文物300余件。其中,楚劍、碧玉、戰國木劍、漆木器等尤為珍貴。古墓群占地1500平方米,從其中兩座較大楚墓的形制及出土物看,其規格甚高。

從市域發現的文化遺址和出土文物得知,早在茹毛飲血的石器時代,遠古人類開始在這條不足千里的澧水沿岸“逐水而居”。出土文物和歷史典籍表明,堯舜、夏、商、周和春秋戰國時期,這塊土地上,除了土著先民,還陸續或交替出了濮人、庸人、楚人、巴人以及華夏人等活動遺跡。各種文化的遺存,融合而成為絢爛的遠古和上古文明,化作一縷縷文化曙光,照耀歷史的天空。

一、 蠻煙荒雨啟鴻蒙-----遠古和上古遺存

一、人類早期的文明曙光------原始社會時期

石器時代遺址。石器時代分為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區別在于前者是“打”制石器,后者是“磨”制石器。于是,考古學家從已發現的石器上,洞悉史前人類緩慢而又清晰的腳步。經考證,慈利縣零陽鎮金臺村遺址出土的數十件盤狀器、砍砸器等,距今約5萬年至20萬年之間。從采集到的眾多石器、石核看,它們體現出從舊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時期的文化延續,對研究湘西北古文化發展序列,具有重要價值。桑植縣澧源鎮朱家臺村包子堡舊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砍砸器和石片,其中三件打制石器,屬于舊石器時代中期文化遺存,距今10萬年左右。屋場田、業榔崗、象鼻嘴、白鶴嘴、菜丘和河邊二臺地等新石器遺址,其共同特點是對研究湘西北原始文化具有重要價值。桑植縣朱家臺菜丘新石器遺址出土的泥質陶罐腹部,刻有蠶紋一周,為國內罕見。此前,在距今約65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遺址,人們發現了一個牙雕小盅上刻有蠶紋圖案,被視為野蠶人工馴化之始。那么,市域朱家臺菜丘新石器陶器上的蠶紋飾,理應被視為蠶桑文化的標志。酈道元的《水經注》中曾記載澧水上游盛產美桑,當地亦流傳“桑女多情”的說法,澧水北源有一地名叫“桑植坪”,加之縣名亦取為“桑植”,種種跡象表明,這里植桑養蠶的歷史非常悠久。讓人想起那首有名的漢樂府《陌上?!?,詩中那位有著驚人美貌的采桑女羅敷:她在阡陌間采桑,耕者忘記了犁田,鋤者也忘記了鋤地,過往行人“但坐觀羅敷”。這樣一幅美好動人的農桑圖,這樣一番靜美繽紛的時光,其實也可視作古代桑植閭落阡陌的一種美麗寫照,何況桑植出現采桑女的年代,要遠遠早于漢樂府產生的年代。

二、篳路藍縷的上古先民------夏、商、西周和春秋戰國時期

1、夏、商、西周時期、

歷史文獻中,通常把東部的民族叫“夷”,南部的民族叫“蠻”。約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770年,市域歷經了夏、商、西周3個朝代,雖屬《禹貢》所劃“九州”的荊州之域,中原王朝勢力也不斷進入,但大體仍處于“蠻夷”聚居地。各部族一方面由石器時代開始過渡到金屬器時代,一方面其主體部分仍處于原始社會末期氏族部落制度緩慢解體的階段。春秋戰國時代,市域的土著人、濮人、庸人、楚人、巴人和華夏人等進一步融合。

商周時期的文化遺址。市域分布有眾多商周遺址。如慈利縣已發現商周遺址80多處,桑植縣已發現商周遺址30多處。從采集陶片的紋飾及器物形制上看,其與湘西北、湘中、鄂西地區同時期商周文化有著明顯的相似,但又表現出一系列差異。從而可以看出,市域商周文化是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融合的產物,不少實物折射出部族之間的同化現象。商周時期的朱家臺龔家墳山遺址出土的有泥質夾砂尖足鬲,既有中原因素,又有土著特點。朱家臺商周遺址出土的陶器、陶片,除繩紋、 凹弦紋等,刻畫于陶器上的不規則形水波紋和旋紋組合紋飾,變化多端。據專家考證,除了近在咫尺的慈利、石門、永順,在國內其他地方還沒有出現過,因而最具土著文化特點。也是在這個朱家臺,出土有漢代陶豆,其藤蔓組合紋飾與后來土家族的織錦、挑花圖案十分接近。因此,商周時期的不規則形水波紋和旋紋組合紋飾以及漢代的藤蔓組合紋飾,二者都是反映當時土著先民生產生活痕跡的重要的依據,為研究市域古代土著民族的政治、經濟、文化提供了實物佐證。

濮人與懸棺葬?!板А筆侵泄糯桓鱟迦?,因支系繁多又稱為“百濮”。據史料記載,湖南境內的濮人主要在今澧水流域和沅水流域活動。商周時代,市域屬濮人活動區?!妒芳恰こ蘭搖吩亍俺渫蹩У囟兄?,是說公元前757----公元前689年,楚人不斷占領濮人的地盤,迫使濮人向云貴一帶收縮。

市域懸棺葬,主要分布在永定區、慈利縣和桑植縣的部分鄉鎮。永定區集中在天門山和王家坪兩處。隋代黃閔所撰《沅州記》有關于市域懸棺葬的記載。慈利縣溪口、陽和、甘堰、高橋、龍潭河等地計有30多處。高橋鎮白竹峪村山峪兩側懸崖上,遺有30余座懸棺葬空穴,20世紀50年代還有樵人見到殘朽棺木、骨殖、銅劍和陶器、瓷器的碎片等物。桑植縣的懸棺葬主要集中在龍潭坪、長潭坪、馬合口等地,計有30多座。市域懸棺葬除王家坪和高橋兩處屬沅水流域外,其他均屬澧水流域。據考證,“族屬當為濮僚”。至于濮與僚之間的關系,史學界的主流看法是:上古時候的濮人是中古時候僚人的先民,中古時候的僚人是后來仡佬人的先民。明代孫斯億《永定道中》一詩中,有“云邊禾秀驅兜冢,雪里杉松猁老村”之句,即“仡佬”說明市域一直有古濮人后裔繁衍生息,市域這種葬俗,在唐代《朝野僉載》一書中有具體記述:父母去世后,先將尸體停放在村寨外的山野間,三年以后才舉行葬禮。這時候人和親友聚攏,打鼓踏歌、宴飲戲娛,要延續一個多月。然后從懸崖峭壁的頂部,將棺木往下放到臨河的懸崖半腰處,那里早已開鑿好了停柩用的石龕,下柩處越高,便越盡孝道。

慈利縣城出土的一柄無首扁莖寬格短劍與張家界中心城區且住崗出土的一柄有首扁莖寬格短劍,二者形制與楚式、巴式、越式都不相同。經鑒定,它們為古代濮人所遺,是研究張家界古文化極其重要的實物。此外,桑植朱家臺編號為M3、M4、M10、M88、M13的戰國墓,張家界中心城區三角坪菜籽灣編號為M16的戰國墓和且住崗野貓溝的戰國墓,都是典型的濮人墓。

2、春秋戰國時期

自公元前770年東周伊始,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史稱春秋戰國時代。這一時期,楚國日益強大,據有大江南北廣闊的地域。市域其時歸屬楚國,境內各部族逐步跨入階級社會的歷史進程。

 叔堪避難于“濮”。事情發生在公元前822年,是歷史文獻關于楚人進入湖南的最早記載。楚國國君熊霜去世后,王室紛爭,用《史記·楚世家》的話說,“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于濮”。熊霜的兒子叔堪南逃,說明這時楚人還沒有征服濮地,故能成為叔堪避難于濮地的具體地點,史籍并無記載,有學者認為是市域的崇山,錄于此以存疑。

楚國開啟“濮”地。據《左傳》記載,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楚國“為舟師以伐濮”,水陸并進,席卷百濮散居的澧、沅流域。1987年,慈利縣零陽鎮零溪村、石板村等30座戰國楚墓出土了銅器、陶器、漆木器、絲織品等300多件,其中戰國楚簡是湖南省出土楚簡數量最多的一批(1000余支),約計2萬多字,也是國內已發現的竹簡中時代較早、數量較多的兵法和史書。一同出土的戈、鈹、銅鏡和鎮墓獸,均屬湖南罕見。張家界中心城區楚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同樣可以證明這一時期楚國確已據有市域所在的范圍。

白公城遺址。白勝是楚平王的太子熊建的兒子,以巢(今江西九江)大夫,號白公。公元前481年,楚惠王派令尹子西救援被晉進攻的鄭國,白勝因父親熊建曾在鄭國被害而反對援鄭,于是襲擊子西,并將惠王囚禁起來,意欲殺掉惠王后自立為王。兵敗后,白勝自縊,史稱“白公勝作亂”。在今慈利縣城東澧水與零溪水會合處,白勝曾建造白公城?!爸薌一姆墜?,古道殷殷草木榮”,白公城是市域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城邑。城池不復存在,唯余城池遺址。城址呈長方形,南北長350米,東西寬277米,夯土殘墻高21米,寬6米;護城河遺跡尚存,寬10米,深2米;城址出土有大量繩紋筒瓦、板瓦、罐、缽等物。

關于白公城,清代康熙版《慈利縣志》載:“白勝為白縣尹”,“筑城于陽山之麓”。該版本認為2500多年前,這里設過白縣,白勝擔任過一縣之長,因此白公城是白勝在此修筑的縣城。2008年版《慈利縣志》依此說,將慈利建縣的歷史上推至春秋末期的周敬王十五年(公元前505年),楚在此設白縣,為慈利建縣之始。錄于此以資參照。

巴人入境。古代巴人據傳最早居住在今湖北省長陽土家族自治縣的武落鐘離山,夏代初年開始西遷,商代后期定都于今重慶市涪陵區。公元前316年,巴國被秦國所滅。借助叢林和峽谷掩護,巴國王子帶領殘存的武士的族人準備回到祖先的土地上。在秦人的追擊下,他們逃進一個洞穴,抵達洞的盡頭時,發現腳下是萬丈懸崖和絕壁下洶涌奔騰的長江。因強悍、見猛而稱雄一方的巴國,在一片血色蒼茫中謝幕了。亡國后的巴人四處流散。其中,一部分進入湖南五溪地區,即今天的湖南西部地區。20世紀80年代,一把巴人柳葉劍出土于桑植縣人潮溪。此后,慈利縣亦有巴人劍出土??杉飫鐫邪腿嘶疃?。巴史研究將古代巴人分為兩大支,一支叫“廩君蠻”,一支叫“板盾蠻”。據宋代《太平寰宇記》記述,南朝元嘉十八年(441年),土酋田向求,婁中人,因徭役過重,率眾揭竿而起,一舉攻占婁中縣城,該書稱田向求為“板盾蠻”。婁中縣治在今市域慈利縣三官寺土家族鄉,這一帶屬澧水支流域。宋代史學家洪邁在其著作《容齋隨筆》中,記載他家中收藏的幾件虎鈕鐓于,分別出于慈利,長陽、恩施、松滋、萬縣等地。古往今來,市域永定、慈利、桑植均有戰國和漢代的虎鈕鐓于陸續出土?;⑴ワ嬗諼糯制?,主要用于軍中通訊和民間祭祀。許多專家認為虎鈕鐓于是古代巴人之物,澧水流域出土有虎鈕鐓于,應視作當時這里確有巴人活動的依據。但也有人持古代濮人曾使用虎鈕鐓于的說法。

三、“欲問大庸俗,崇山舜典詳”------“三墓三子”與“大庸”由來

1、“三墓三子”:“三墓”指罐兜墓、赧王墓、張良墓,“三子”指赤松子、鬼谷子、屈子。上古時代的這六位名人,有的系傳說人物,有的系歷史人物。清人詩作《崇山》以“崇山萬古矗層云,虞代有臣周有君”二句開篇,以“仲默注經洪邁記,斜陽憑吊讀遺文”二句結尾。用典源自宋朱熹弟子蔡沈(字仲默)所注《尚書》中有關于罐兜的記載;宋人洪邁的《容齋隨筆》中,則有赧王墓出土文物的詳細記載,他本人還得到過其中出土的一尊虎鈕鐓于。關于他們的記述,有的源于正史,有的錄自方志,有的來自民間傳聞。古往今來,“三墓三子”與市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流放文化、隱逸文化、養生文化、神秘文化諸多領域產生了影響。

舜“放罐兜于崇山”。罐兜,又作罐兜、罐頭,是4000多年前堯帝時的大臣。相傳堯年歲大了,舉行部落聯盟會議時,要大家推薦順時勢辦事的大臣,罐兜就推薦了共工。舜攝政后,放逐了共工,罐兜、三苗、鯀。即《尚書·舜典》所云:“流共工于幽州,放罐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薄妒芳恰の宓郾炯汀芬燦興礎胺毆薅滌誄縞?,以變南蠻”的記載。罐兜的部落在崇山聚居了頗長一段時間,并把崇山建設成了部落的第二個樂園。據史料記載,罐兜部落與活動在洞庭湖地區的三苗部落關系十分親密。為了制服三苗和罐兜,舜多次舉兵討伐。舜在同三苗的最后一次戰爭中,曾越過長江、洞庭,進入三苗腹地,直抵湘南蒼梧而葬身九嶷。罐兜部落也是在官軍攻打下,被迫撤離崇山,遷往瀘溪的。罐兜去世后葬于崇山,山上現存罐子兜墓。隋時建罐兜廟于崇山。崇山頂上,有罐兜屋場、“待客塌”、“理事塌”、“營盤塌”、“演練塌”等遺址?!八筆欠窖?,“場坪”的意思。

     關于崇山的確切地址,歷史上有說在“衡嶺之南”,有說在“交廣之間”,有說在湘西花垣,還有說在河南嵩山的,但主流說法一直是今張家界市郊的崇山。南北朝的《荊州記》、唐朝的《通典》、宋代的《太平御覽》、明代的《一統志》、清代的《康熙字典》、民國的《辭源》、上海辭書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國地名大詞典》等,都是這么確認的。一部名叫《鵂巴鵂瑪》的湘西苗族史詩,尊罐兜為先祖,詳細敘述了罐兜部落一次次遷徙的原因及歷程。罐兜部落由黃河流域到長江流域,再洞庭湖,再到長沙、常德,再從“澧州澧峴上來”,分成七路上了今張家界市郊的崇山。崇山,苗語叫“高戎霸湊”,傳說中的龍和麒麟的故鄉。史詩把崇山描繪成“泉水潺潺,綠樹茵茵,伸手可以撓月,張嘴可以咬星,驢馬自由奔跑,男女歌舞不?!鋇拿籃萌ゴ?。部落在這里舉行過一次又一次盛大的鼓社鼓會,“齊了七個簸箕大的銅鼓,齊了七面簸箕大的銅鑼”,“鼓聲響出三天路遠,鼓聲響出三天路長,聲音傳出九天九夜,九天九夜歡樂無疆”,可謂盛極一時。崇山的歌聲、鼓聲引起了朝廷驚恐,當即派來兵馬攻打?!按蛄巳晡逶厝運貌喚?,打了開年八載仍封得死死緊緊”,終于抵擋不住了,部落只得揖別已故的父老兄弟,放棄被戰爭毀壞的家園,被迫遷出崇山。罐兜部落在遷徙過程中,大部分融入漢族,其余則融合百濮、揚越、巴、盧、庸、僚等部落族,成了苗、土家、黎等少數民族的先民,對開創、發展南方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渡膠>吩兀骸骯薅瞪緱瘛?。罐兜的子孫遍及湘西苗疆,當地苗民一直把罐兜奉為自己的先祖,至今苗族中有一部分自稱“仡罐”,系罐兜之一支;湘西苗族五大姓之一的石姓,有大不之分,苗語將大石姓直呼為“罐兜”,他們一直對崇山懷有很深的感情。

赧王墓。周赧王是東周最后一位君王,相傳葬于永定區楓香崗鄉的丁家溶。清代《直隸澧州志》載:“周赧王墓,縣西十五里,有赧王山,中有大冢,封殖甚高?!瀕鐾蹌垢?/SPAN>10米,長170米,寬20米,至今當地人稱“赧王山”。赧王墓四周建了48座女人衣冠冢,這就是當地俗稱“四十八堆”的由來。縱是亡國之君,其規模仍極盡帝王之尊。赧王墓與崇山的罐兜墓剛好遙遙相對。古代方志載有唐代詩人王維《赧王墓》一詩:“蠻煙荒雨自千秋,夜邃空余鳥雀悉。周赧不辭亡國恨,卻憐孤墓近罐兜?!?/SPAN>

張良墓。張良是西漢開國元勛,封為留侯?!妒芳恰吩兀赫帕肌霸鈣思涫?,欲從赤松子游”。清代道光版《永定縣志》載:“張良,相傳從赤松子游,有墓在青巖山,”“漢留侯張良墓在青巖山,良得黃石公書后……從赤松子游,邑中天門、青巖各山多存遺?!?。天門即天門山,青巖山即今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一帶。

赤松子煉丹養生天門山。相傳神農雨師赤松子在天門山煉丹,修煉長生不老之道。今存丹灶峰、赤松山、赤松坪、赤松村、赤松橋、赤松亭等遺跡。明代萬歷版《慈利縣志》載:“赤松山在邑西一百六十五里,與天門山對峙。昔赤松子嘗辟谷于此,上下數十里,號赤松村。里人祀其神,曰赤松大王?!鼻宕偉妗噸繃ュ⒅葜盡吩兀骸俺嗨勺酉啻誄嗨繕?,迄今有丹灶”。

鬼谷子面壁學《易》天門山。鬼谷子是春秋戰國人,是創立縱橫捭闔之術的謀略家。相傳天門山是他隱居之地。清代同治版《直隸澧州志》載:“鬼谷子隱居天門山,學《易》。石室幽邃,下有清流。今石壁上有甲子篆文?!碧烀派轎鞅輩啃輪脅坑泄砉榷?,其下有老道灣、鬼谷道場、鬼谷兵書等地名、遺跡和景觀。

 屈子吟哦澧蘭茹蕙。屈子即中國最早的大詩人、中國詩歌之父屈原,他在《九歌》中吟哦“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不敢言”,“捐余袂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之類的句子,后來人科遂將“蘭江”作為澧水的別稱。他在《離騷》中吟詠“攬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茹蕙”中的“茹”指茹水,“蕙”指蕙草。茹水是澧水的九條支流之一,酈道元的《水經注》里就有“茹水注澧”的記載?!叭闥幣淮室嗥燈黨魷鐘誥墑筆牧??!疤烀瘧蓖厴皆?,茹水東流悔恨深”的句子,相傳出自李自成部將野拂之手,明末清初,他在天門山寺擔任過住持。另如“溫茹經川瀆,辰沅藉保障”(清人金德榮:《大庸風土四十韻》),“翠滿天門開望眼,碧流茹水識源頭”(清人徐奏鈞:《春日游城西白龍庵》),“心珠澄茹水,眼底小天門”(民國王育寅為崇實小學撰寫的對聯)等??杉臼清⑺嫌魏傭我淮χЯ韉摹叭闥?,自古以來已被視做澧水中上游的別稱,屈子贊美澧蘭茹蕙,贊美蕙心蘭質的高潔精神,體現了他的美學追求。

2、庸人、庸國和“大庸”地名由來

商代前,庸人為部落。商代時,庸為侯國?!渡惺欏つ潦摹芳竊匚渫跣吮ユ?,庸率蜀、羌、茅、微、盧、彭、濮等7個小侯國以兵相從。據有關學者考證,庸國在制陶、冶鑄、筑城、器樂、歷法、農業等領域的進化程度,超時同時期的“小國寡民”。到了春秋時代,庸國稱雄于巴、楚、秦之間。公元前611年,庸國趁楚國鬧饑荒,聯合濮人攻打楚國。楚國則聯合巴國、秦國一同攻庸,庸國遂為三國所滅。庸人在逃亡遷徙的同時,也遭到了史籍的冷落和遺忘。

地名“大庸”最早見于元至治元年(1321年)。清代道光版《永定縣志·金石》載:劉國道鑄造的靈順寺鐘,上鐫“大元荊湖北道澧州路慈姑縣十三都大庸口”等字樣?!按笥箍凇奔唇裼藍ń即筧芟⑷脲⑺返牡胤?。明洪武三年(1370年),將羊山衛遷到今永定區后坪鎮的武口寨舊址,改羊山衛為大庸衛;明洪武九年(1376年)大庸衛治遷到今張家界中心城區;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改大庸衛為永定衛,衛治不變。雍正十三年(1735年)設永定縣,一直到民國三年(1914年)才改永定縣為大庸縣。也就是說,明清年間,將衛取名大庸的時間非常之短,總共才19年;將衛、縣取名永定的時間則長達525年。但在清人詩作中,不斷出現“大庸”、“庸城”等字眼,如“大庸城小戶零星,溫水茫茫達洞庭”,“萬山深處古庸城,文物衣冠漸得名”之類。題為《永定竹枝詞》的一組作品,其中亦有“阿儂生長大庸城,風景年年記最清”的句子。五言長詩《大庸風土四十韻》的作者金德榮,清代江蘇人,擔任永定縣令期間,其弟來信中問及當地風土人情,他寫下此詩代作家書,索性將“大庸”植入了標題??浼矗骸壩蝕笥顧?,崇山舜典詳?!笨杉?,用大庸、庸城指代永定,并把大庸的風土習俗與古老的崇山、罐兜放逐本境之類的歷史圖景聯系在一起,由來已久。

張家界市的前身大庸市?!洞竊礎罰?/SPAN>1939年版)載有“庸”的13種釋義,如“需要”、“功勛”等。關于“大庸“這一稱謂由來,主要有三種說法。第一種說法:“大庸”源于古國名,清代《石達開日記》載:“大庸,古庸國是也”。第二種說法:楚滅庸后,其得以逃離的部分人馬輾轉來到永定區大溶溪、楓香崗一帶,當地有大庸坪、大溶溪、大庸口、大庸渡等地名或載諸史冊,或沿襲至今。第三種說法:據《史記·楚世家集解》云:“祝,大也。融,庸音同,古通用。祝融即大庸?!薄豆鎩ぶ苡鎩吩兀骸壩硐鬧?,融降于崇山?!閉饉得魘杏螄讓竦囊恢黨俗嫦茸H諞宦?,故“大庸”這個名字有懷念先祖之意。以上三說一并錄入,以資參照。

民國時期,大庸縣立初級中學貼了一副對聯,系當時一位名叫黃光濤的縣長所撰:頂天立地有容乃大,繼往開來不易謂庸?!叭蕁閉?,指包容、寬容。兼容并蓄、海納百川,才是大氣度、大襟懷,才有大作為、大造化,至于“庸”,乃是不可變易的至理正道?!噸杏埂啡銜骸安黃街?,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至理?!庇醒д呷銜?,守中持平是中華文化的真諦。中庸不等于折中,更不是平庸,而洞悉物極必反這一規律后所采取的“抱中守一”的生活態度。

市域歷史上有過多次移民,促進了多元文化交流,熔鑄了一種兼收并蓄的包容文化和文化開放精神。世居民族在吸收其他民族先進文化的同時,注意與本民族傳統文化相結合,更新本民族的部分傳統,從而創造出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本土文化。精神上的開放進取與文化上的兼收并蓄,使得市域無論是在宗教、哲學、倫理等方面,還是在經濟生活、社會生活等方面,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前人留下了大量謳歌天門山的詩文。其中“天門無鎖白云封”和“天門洞開云氣通”二句,某種意義上尤具象征色彩,這一“封”一“通”,究其實就是封閉走向開放走向包容的生動寫照。比如土家族的宗教信仰是多元的:除去本民族的圖騰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土王崇拜、多神信仰之外,道教、佛教、基督教亦不乏信仰者。張家界市區普光寺,儒釋道三教同處一隅相安無事且相依相攜,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

在開放多元的當今社會,現代化信息手段覆蓋到市域的每一個角落,不同膚色、不同種族、不同語言、不同信仰、不同社會制度的游客快樂自地出入市域各風景旅游區,市域與世界的距離越拉越近,“城球村”的感覺越來越強烈。張家界作為一座旅游名城,尤其需要以更加開闊的視野,更加博大的胸懷,更加從容和包容的心態,更加開明開放和文明友善的形象,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這就是“有容乃大”;尤其需要始終堅持科學發展觀,堅持解放思想和改革開放,堅持艱苦奮斗和民族團結,堅持旅游帶動戰略,做到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不動搖,這就是“不易謂庸”。因此,將“有容乃大”、“不易謂庸”這一具有本土特色的傳統文化推陳出新,發揚光大,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二、一卷青史多戰事------歷史沿革與概況

市域歷史悠久,夏商時期屬“荊州之域”(《尚書·禹貢》);西周時期屬“荊蠻”;楚威王后,屬楚國黔中郡。從秦始皇統一六國起,歷代封建王朝于市域設置過縣、郡、州等。唐宋時期,設置了羈縻州縣;元明清時期,還設置了土司和衛所機構。截至2009年,市域設置縣治的歷史已有2230年;張家界中心城區設置縣治的歷史已有2211年,設置郡州的歷史已有1746年。

一、“楚塞誰將漢吏屯”-----秦漢時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推行郡縣制,全國設36郡。在黔中郡設慈姑縣,縣治在今慈利縣零陽鎮太平村。慈姑縣轄今張家界市兩區兩縣的地盤以及常德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部分地域。

公元前207年,秦亡漢興。漢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改黔中郡為武陵郡,廢慈始縣,分設零陽縣、充縣、孱陵縣,均隸屬武陵郡。零陽縣含今慈利縣、石門縣、臨澧縣、澧縣等,設縣治于今慈利縣城;充縣含今永定區、武陵源區、桑植縣以慈利縣的三官寺等鄉鎮,還有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宣恩縣、來鳳縣等。充縣縣治設于今張家界中心城區,在明代萬歷以前的史書記載中本無歧義。此后一些志書出現“九溪”說、“桑植”說、“大庸西”說,讓人莫衷一是。今人侯德極先生運用大量典籍,從充縣名源于崇山、充縣治更替與天門山地質變化之間的關聯、充城與澧水的方位、充城縣衙遺址與后來數朝所置官衙故址的具體地點和兩者距離、充城與慈利縣城古時官道距離等五個方面,逐一予以辨析,認定充縣縣治設于今張家界中心城區。近年來的出土的文物,也為這一觀點提供了佐證:在張家界中心城區古人堤出土的東漢簡牘中,其中一枚簡牘上書有“充長之印”。在漢代,人口萬戶以上的縣,縣官稱“令”,人口不足萬戶者稱“長”。

兩漢時期,各“南蠻”族群開始以地域為單元,向各個單一的民族演化,并初步形成少數民族聚居區域。由于吏治腐敗、時局動亂和天災人禍,某些時候各“南蠻”民族不得不鋌而直險,奮起反抗。東漢時期,市域“武陵蠻”及“澧中蠻”、“婁中蠻”、“零陽蠻”動輒數千上萬人,揭竿而起,攻城略地,史志上有記載的戰事就有13次。其中,影響最大的一次是相單程起義。另如永和二年(137年)春“武陵蠻叛”,2萬人圍充城;延熹五年(162年)朝廷命馮輥率兵10萬鎮壓“武陵蠻叛亂”,斬首4000余級。

湖南蠻漢沖突第一聲。武陵精夫(即武陵蠻的首領)相單程,今桑植縣上洞街鄉芭節沖(古稱澤革)人。東漢建武二十三年(47年),相單程揭竿而起,一舉攻占充縣全境,并將勢力擴大到澧水下游及沅水流域。漢光武帝劉秀遣武威將軍劉尚率軍萬余征討,結果全軍覆滅。翌年,相單程率部攻臨沅,其熱銳不可當。為解臨沅不危,劉秀派李嵩、馬成領兵萬余進剿,仍無功而返。建武二十五年(49年),伏波將軍馬援奉旨率軍4萬前往征剿,因水土不服,馬援病死軍中,留下“馬革裹尸”的典故。監軍宋均等擔心重蹈劉尚全軍覆滅的厄運,臨時動議假借皇帝的名義,遣使“招撫”和“諭降”,雙方遂和議罷兵,一場令東漢朝廷頭痛不已的戰事就此落幕,史家稱“此役為湖南蠻漢沖突之第一聲”。

馬援屯兵充城、征戰壺頭。南北朝劉昭所著《后漢書·郡國志》載:“馬援軍度處,有嵩梁山,山有石開處數十丈,其上名曰天門?!貶粵荷郊刺烀派?。明代嘉靖版《常德府志》在引用以上內容的基礎上,十分明確地寫道:“援戰壺頭不利,即此也?!幣隕鮮妨細嗣翹峁┝肆礁齜矯嫻男畔ⅲ閡皇欠ń碓鶻宋淞曷?,曾駐軍充城;二是馬援征戰之壺頭山,即嵩梁山,也就是公元263年易名后的天門山。清代康熙版《永定衛志》和清代道光版《永定縣志》分別明確指出:“壺頭即天門”,“天門山……舊稱嵩梁山,又名壺頭山?!憊糯手?,直呼天門山為壺頭山并石感懷馬援征剿之事者,不乏其例。但不少史書一直沿襲壺頭山在沅陵境內之說。有歷史學家分析,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不知道天門山在很長時間地處今永定區和沅陵縣之間,山北為永定,山南為沅陵。天門山南部峽谷古稱“沅陵峪”;由山北永定區官黎坪辦事處竿子坪村去山南的大坪鎮,要經過一道山埡,埡品至今仍叫“沅陵埡”;山南的沅溪鄉、四都坪鄉一直到1953年才從沅陵縣劃撥出來,歸今永定區管轄。事實上,只要去今沅陵境內做一次實地考察,就會發現所謂的“壺頭山”,乃是一處面積不過0.4平方千米的低矮小丘陵。如此彈丸之地,怎么也承載不下10萬兵馬的廝殺,不可能成為相單程率領農民陰擊馬援數萬大軍的軍事要塞。

明代中葉,負責岳州府志編纂事宜的孫斯億由岳州至永定,寫有《永定道中》一詩,開篇兩句是“楚塞誰將漢吏屯,千年城郭倚天門”。句中的“楚塞”指曾屬楚地要塞的充城,“漢吏”當指東漢的伏波將軍馬援。馬援率兵征剿武陵蠻時屯兵充城、征戰壺頭,和三國時期天門洞開、設天門郡,同為市域歷史土兩樁重大事件。馬援屯兵充城期間,曾留下詩一首《武溪深行》: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短短三行詩,將武溪之險峻湍急、深山惡水,勾勒得如臨其境。這位能征善戰的伏波將軍,屯兵充城、進軍壺頭時水土不服,士卒多染癉疫,驅馬武溪之際觸景生情,不禁出些番無奈和感喟。武溪流經永定區后坪鎮武溪村后注入澧水,歷史上這里是軍事要塞。唐代房玄齡所著《晉書·地理志》指出,武溪不是瀘溪縣的那個武溪,因為瀘溪離馬援屯兵的充城西400余里。清代同治版《直隸澧州志》也認為當年伏波將軍馬援賦詩的武溪。今張家界中心城區新碼頭等處,曾建有伏波廟。宋代詩人黃庭堅有《伏波廟題詩》傳諸后世。市域歷代文人亦留下《伏波廟》、《伏波將軍祠懷古》、《壺頭山伏波廟》等詩作。

二、“千年城郭倚天門”-------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時期

三國時,市域屬東吳轄地,東吳永安六年(263年),武陵郡充縣嵩梁山崖壁洞開,玄朗如門,吳王孫休(吳景帝)認為是吉祥之兆,于是將嵩梁山改名為門山,將其從武陵郡西北部剝離出來,置天門郡,郡治設于今張家界中心城區。同時析充縣,置婁中縣,縣治設于今慈利縣三官寺土家族鄉株木村。三國時期,天門郡轄充縣、零陽、婁中三縣。

西晉太康四年(283年),改充縣為臨澧縣,縣治不變。分零陽縣,設澧陽縣。天門郡轄零陽、婁中、臨澧、澧陽四縣,郡治移至今石門縣。

南北朝時,市域先后分屬南朝的宋、齊、梁、陳和北朝的北周管轄。北周建德四年(575年),廢婁中、臨澧二縣,改置崇義縣,襲用原臨澧縣治。因北周統治的范圍南不到衡山,故新置北衡州,州治在今張家界中心城區。崇義縣屬北衡州管轄。

隋文帝開皇十八年(598年),改北衡州為崇州,州治不變,與崇義縣同隸于崇州。隋州為澧陽郡,轄澧陽、石門、孱陵、安鄉、崇義、慈利六縣。

唐武德四年(621年),廢澧陽郡,復為澧州,轄崇義、慈利、石門、澧陽等縣。麟德元年(664年),將崇義縣并入慈利縣,即今市域所轄兩區兩縣地城。五代時(907---960年)市域屬周行逢、馬殷、馬希范割據的楚國,仍隸于澧州。

宋太祖乾德元年(963年),市域屬澧州澧陽郡。在今永定區后坪鎮設有武口寨,在今慈利縣江埡鎮設有索口寨。宋開寶四年(971年),改車溪峒為柿溪州,授酋長向克武為州宣撫司職。南宋初年,洞庭湖一帶爆發了震驚朝野的鐘相、楊幺起義,市域今慈利轄地為義軍占據。宋高宗紹興年間(1131---1163年),鐘相、雷德進在慈利、石門一帶堅持斗爭,后在官軍和土官的聯合夾擊下失敗。

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改澧州為澧州路總管府,轄地不變。元成宗元貞元年(1295年),升慈利縣為慈姑州,接著更名為慈利州,并在州西設置安定、柿溪二州,在桑植土司地區設宣慰司,在今永定區茅崗置茅崗宣慰都元帥府。

羈縻州縣制。始于唐宋的羈縻州縣制,到宋末和元代向土司制過渡,是這一時期十分重要的特點之一。所謂羈縻州縣制,是為加強對邊遠地區少數民族的統治,朝廷將其部落列置州縣,任命其首領擔任刺史之類的職務,并準予世襲,使之能夠保持原來的地位,以統治本部族人民,達到“以土治土”的目的。到了元代,朝廷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置不同等級的土司署衙,相應的設置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長官司等名號,安排民族首領或流官充任。

三、土司制和衛所制-----明清時期

明洪武二年(1369年)降慈利州為縣,縣治設今永定區大溶溪,屬澧州,轄地不變,即今市域所轄兩區兩縣;洪武九年(1376年),縣治遷回今慈利縣城,改由常德府管轄;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改由岳州府管轄。

清雍正八年(1730年),置安福縣,縣治在今桑植縣城。雍正十三年(1735年),置永定縣,與慈利縣同屬澧州管轄;撤安福縣,置桑植縣,劃撥永順府管轄。

土司制的完善和終結。地處中華腹地的武陵山區,為歷代封建王朝所鞭長莫及,所以,歷史上在這里推行過邊城色彩的土司制度。受朝廷任命的土司、土官,即各司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長官使等,既是轄區最高行政長官,也是最高軍事首領。政治上實行封建世襲制,制推行軍政合一的政治制度,土司在轄區內擁有軍隊、監獄、操有生殺予奪大權;經濟上擁有轄區所有的田地山林。轄區土民與封建領主----土司王之間,是一種人身依附關系。軍事上以旗作為土司政權兵民合一的組織,“有事則調集為軍,以備戰斗;無事則散處為民,以習耕鑿”。土司通過設置總理、家政、舍把、頭人等大小土官和旗、峒等組織機構,對轄區進行嚴密統治。清代雍正年間(1723---1736年)推行“改土歸流”,沿襲了將近800年的土司制度宣告終結。

本境先后計有柿溪(后一分為三:上峒司、中峒司、下峒司)、桑植、茅崗、麻寮、靖安、山羊、慈利等土司轄地。其間非常光輝的一頁,就是本境各土司在抵御外侮戰爭中戰功卓著。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7年),倭寇攻陷朝鮮,朝鮮求救于明王朝,皇帝命劉紀前往征討,桑植第十四世土司向仕祿奉調赴朝鮮征戰,一去七年,是奉命出國隨征時間最長的一次。

土司制在市域歷史上占有相當重的分量。眾多的史籍、方志、族譜、詩詞聯賦和民間傳聞,散落在山野間的土司墓、土漢界碑、土司印章和土司城遺址以及仍在現實生活中沿襲的若干地名,都是它留給后人的文化遺存。桑植縣兩河口鄉舊街村,曾是又植土司司城,始建于1335年,歷經22代,經營時間達數百年。當年七進土司衙署的遺址上,迄今仍殘存木板房、封火墻等明清建筑,殘存石板天井、石門檻、石門柱以及刻有土家圖騰的石磴等。土司后裔家中今仍存有當年御賜祖上的官服。末代土司向國棟,雍正年間(1723----1735年)改土歸流時被流放河南,其洋洋上萬言的《向國棟自述》,給后人留下了研究土司制度的第一手資料。永定區溫塘鎮茅崗村,曾是茅崗土司衙署所在地。衙署系氣宇軒昂的七進堂格局,衙署后辟有覃氏園林,園林一側建有關廟??滴蹌曇洌?/SPAN>1662----1722年),土司覃胤逵大興土木,修建了回龍閣、觀音閣、云朝山寺、觀音山寺、大朝山寺等五座寺廟,茅崗人文景觀為之一振。建于半島孤山的回龍閣,三面環水,迄今仍有千余株森森古木遮天蔽日。遙想當年的“茅崗八景”:回龍晚鐘、仙槎夜泛、陪山雪晴、珠灘漁火、古堡云煙、龍山滴翠、印花飛橋、古洞仙源以及狼煙雖滅而殺聲猶聞的古地名:七年寨、血門溝、龍虎關、黑松關、覃后洞、議事坡,不禁平添思古之幽情。正如前人詩作所云:“煙留廢苑埋荒草,但見空山走白云。古木寒鴉玄寺,斜陽衰草土司墳。千秋憑吊情何極,況聽哀猿又叫群?!蓖了鏡幕曰馱繅閹娣绱滌甏蚨?,只有這些搬不動的石頭、地名還在,只有生死歌哭的故事和鄉謠俚俗的風習代代相傳。

衛所制的建立及影響。明王朝在全國推行以衛所為主體的軍制度。明代洪武年間,市域發生了三次大的征剿。第一次是明洪武三年(1370年)至五年(1372年),朝廷先后派出20多萬官軍征剿起兵反明的土酋覃后,永定區橋頭鄉的蕭家峪有一“萬人坑”坑中骨骸成堆,相傳是覃后與官軍交戰留下諸多遺跡中的一處。第二次是洪武十八年(1385年),九溪一帶土民再度領頭豎旗造反,征剿的結果是“俘獲4萬余人”(清代康熙版《九溪衛志》)。明代初,市域其時屬慈利縣管轄,全縣人口不足5萬;一場戰事就俘獲了4萬多,可想而知戰爭的波及百絕不止于一縣一地。第三次是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土酋夏得忠“誘九溪諸峒蠻復叛”( 清代康熙版《九溪衛志》),洪武皇帝派10萬官軍前往征剿,擊斬千余,俘獲6000余。市域長時間處于殺伐動亂之中,帶給老百姓的是深重的災難,朝廷于是下決心連設永定、九溪二衛,以保境安民。衛相當于現在的軍分區,千戶所相當于現在的縣武裝部,永定衛領有6個千戶所,九溪姨領有9個千戶所,兩個衛的駐軍合計10500人。軍官和士兵帶來了妻室兒女,加起來數目就更大了。明代初年,市域屬慈利縣轄地,慈利一縣設置兩個衛,當時這在全國是十分罕見的情形,以派遣大量官兵來此軍屯為標志的衛所制度,始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止于雍正八年(1730年),在這塊土塊上延續了342年,對緩和社會矛盾,促進民族融合,發展當地經濟,如開墾農田、興建城鎮等,產生了積極作用,也給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人口格局和生活習俗帶來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明代之初,市域在建立衛所制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獨特的現象:麻寮千戶所的前身,是元代麻寮土司即麻寮長官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麻寮土司唐涌納土投誠,朝廷十分高興。為示獎勵和信任,朝廷采取了不拘一格的靈活政策,改麻寮守御千戶所土官千戶職,襲職世守。這樣,麻寮所就把原來的土司制度保留下來了:一是土官照樣采用了長子承襲制;二是與漢官待遇不同,除自備錢糧外,還要向官府交納錢糧;三是按時朝貢,領取朝廷回賜。同為土司轄地的梅梓長官司演變為麻寮所梅梓隘,靖安長官司演變為麻寮所靖安隘。這樣,集土司、土官和千戶、百戶于一體的羈縻衛所制,成了明代在土家地區的一大發明。

四“城頭變幻大王旗”----民國時期

民國元年(1912年),遵行共和。民國三年(1914年),永定縣易名為大庸縣,與慈利縣同屬武陵道;桑植縣屬辰沅道。民國五年(1916年),裁武陵道,慈利、大庸、桑植同屬辰沅道。民國十一年(1922年),省裁撤“道”制,慈利、大庸、桑植三縣直屬省府管轄。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湖南省調整為10個行政督察區,大庸、桑植屬第八督察區,專員辦事處設于永順;慈利屬第四督察區,專員辦事處設于常德。1946年,中國人民解放軍于731日攻占慈利縣城,于1016日攻占大庸縣城,同日在桑植縣城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至此市域全境解放。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38年,市域大多數時間處于兵荒馬亂之中。以民國初年大庸縣(今永定區)為例:民國四年(1915年),會黨首領李子和率饑民吃大戶稱大王,轉戰數縣。民國五年(1916年),本土羅劍仇率領會黨響應蔡鍔討袁起義,組織2000多人的護國軍隊伍,兩次攻打庸城,守城北軍一口氣燒毀了教場路幾百棟民房。民國七年(1918年),黔軍進襲庸城;南軍與北軍交戰,敗退庸城。民國九年(1920年),常澧鎮守使王正雍之子王育寅為報父仇,攻打常德省軍,敗退大庸,省軍攻占庸城。民國十年(1921年),省軍一師朱云吾部反水,聯合王育寅舊部共3000人攻打庸城,激戰六晝夜?!俺峭繁浠么笸跗臁?,帶給老百姓的是深重的災難。1995年版《大庸縣志》載:民國八年(1919年)“糧荒嚴重,百姓掘野菜、挖蕨根、刮樹皮充饑,廢耕”;“大庸連年兵亂,城鄉民房被焚數千戶?!?/SPAN>

中共湖南組織誕生以后,市域部分革命青年通過各種途徑向家鄉傳播馬克思主義,慈利的袁任遠、張一鳴,桑植的谷及鋒、彭玉珊等,在這期間先后回縣從事革命活動。民國十五年(1926年),市域第一個中共地方組織-----中共慈利特別支部成立,之后。共產黨、共青團相繼在桑植、大庸(今永定)建立了早期組織。大革命時期,市域中共組織深入農村及城市各界,建立了農民協會及各種群眾組織,領導民眾掀起了場反帝,反封建、反軍閥、打擊土豪劣紳的大革命運動,并在支援賀龍率部參加北伐、動員和組織工農群眾積極聲援北伐戰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民國十七年(1928年)到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在共產黨領導下,相繼開創湘鄂邊、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市域是湘鄂邊革命根據地的策源地和大本營,是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桑植縣的劉家坪,是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紅二方面軍的前身紅二、六軍團長征的出發地。

五、旅游立市起宏圖-----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1988年組建張家界市(原地級大庸市)之前,慈利縣由常德專署管轄;永定區(原大庸縣)、桑植縣在1952年前由永順專署管轄,1952----1988年由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轄,其間經國務院批準,大庸于1985年撤縣建市(縣級)。1988518日,國務院批復同意大庸市(縣級)升格為地級市,下轄兩區兩縣:永定、武陵源、慈利、桑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上,一座因旅游開發而建立的地級市應運而生。199444日經國務院批準,大庸市更名為張家界市。和整個國家一樣,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伊始,尤其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市域各行各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并朝著越來越科學、理性、和諧的軌道前行。

三、融合·“蠻夷”·政同區-----市域歷史的幾個特點

從遠古走來的張家界市,有幾個明顯的特點值得歸納。

第一,   民族融合貫穿歷史發展全過程。

通過疏理歷史發展的脈絡,我們發理市域各民族之間的融合和滲透貫穿了歷史發展的全過程。桑植縣朱家臺商周遺址的陶片紋飾及器物形制,既具有明顯的地方特點,又與同時期中原商周文化有著明顯的相似,這說明部族之間、民族之間的同化和混血,很早以前就開始了。市域民族融合有幾個重要時期:一是上古時期,發生在濮人、庸人、楚人、巴人以及華夏人之間;二是東漢時期多次大規模的屯兵,發生在土著民族與外來軍隊之間;三是明代實行衛所制,發生在以土家先民為主體的世居民族與以漢族為主體的外來民族之間;四是明末清初戰亂頻仍,市域人口銳減,官府采取措施吸引移民,發生在世居民族與移民之間;五是清代雍正實施改土家族為主體的世居民族與漢族移民之間;六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尤其是1988年因旅游立市以后,從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到旅游、商貿等眾多行業,都有大量客籍人員成為常住人口。正是這種不斷的融合、調整和滲透,賦予了市域各民族一種開發、兼容的心態,使之在兼收并蓄、取人所長和與時俱進中,不斷更新與發展。

第二,   歷史上曾長期被視為“蠻夷”地區。

市域地處湘西北,是以土家族為主體的少數民族聚居區,歷史上長期被視為“蠻夷”地區。先秦時期,多數史書稱“南蠻”,稱濮人為“濮夷”。西漢《史記·五帝本紀》即有舜“放罐兜于崇山,以變南蠻”的記述。到了東漢、三國、兩晉、南北朝和唐代,呼以“武陵蠻”、“澧中蠻”、“婁中蠻”、“零陽蠻”、“天門蠻”、“慈利蠻”和“澧州蠻”等,南北朝時田向求攻點婁中縣城,他被稱為“板盾蠻”的后裔?!端問貳?、《元史》、《明史》和《明實錄》等正史中,充斥著“峒蠻”、“九溪蠻”、“九溪諸處蠻僚”、“辰、澧諸蠻”、“蠻賊”、“蠻官”、“蠻酋”之類的字眼。清代道光版《永定縣志·古?!分杏幸弧鞍哺G擰碧蹌?,橋建于今張家界中心城區西門溪入注澧水處。據該條目記載,橋碑刻有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之軍師劉伯溫的一首詩,詩的第一句就是“久反蠻夷在此間”。市域地名中亦不乏“蠻王城”、“蠻兒峪”、“蠻子溪“等稱謂。

第三,   市域長時期屬于同一行政區域。

    稍稍留意一下市域歷史沿革就會發現,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本境開始設縣算起,到公元2009年總共2230年。本境兩區兩縣在2230年中,除開桑植建縣伊始單獨劃歸永順府管轄的時間為180年(1735---1915年)外,慈利單獨劃歸常德管管轄的時間為50年(1938---1988年);桑植、永定(原大庸)一同劃歸永順管轄的時間為14年(1938----1952年),一同劃歸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管轄的時間為36年(1952---1988年),加起來也就50年?!度菀濉房怠疤煜麓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但是張家界市兩區兩縣卻是合久分少,才分又合。2230年里,天下發生多少滄海桑巨變,而市域兩區兩縣,除開1988年建立地級市之前的50年,基本上沒有分開過,這是非常罕見的現象,歷史上一直是同一行政區域的兩區兩縣,因為改革開放和旅游立市,1988年又回到原來的大家庭,共同繪制新建設藍圖。這種手足情緣,令人倍感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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